一、引言：开州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定位与汉丰古城的核心价值多赢策略
开州茶马古道，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商贸网络的关键支线，北接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南连巴蜀（今四川、重庆区域），是巴人、汉人及西北少数民族开展物资交换与文化互动的核心通道。其历史功能不仅限于茶叶、马匹、食盐等大宗商品的流通，更承担着秦地农耕文明与巴地山地文化双向传播的 “纽带角色”。从区域文化格局来看，开州因地处秦巴山脉过渡带，自秦汉时期起便成为巴文化与秦文化碰撞融合的 “前沿节点”，逐渐形成兼具南北特质的独特文化生态。
汉丰古城作为开州茶马古道沿线的重要军政与商贸枢纽，其城市规划、建筑形制与功能布局，堪称秦巴文化交融的 “活态标本”。例如，故城内保存至今的清代 “协兴昌” 茶号旧址（后位于内西街），既是古道商贸活动的直接见证 —— 当年该茶号通过茶马古道将开州特产 “龙珠茶” 远销至陕西汉中、甘肃天水等地，年交易量达 3 万斤；又是文化交融的实物载体 —— 茶号建筑既采用中原地区 “前店后宅” 的经典布局，又保留巴渝传统 “吊脚楼” 的木构特色，门窗雕花中同时出现象征中原文化的 “牡丹纹” 与代表巴地文化的 “夔龙纹”，生动呈现 “南北合璧” 的风格特征。本文将结合考古实证、文献记载与建筑遗存，从 “物资流通 — 文化互鉴 — 城市演进” 三维视角，系统梳理开州茶马古道在秦巴文化交融中的历史作用，重点剖析汉丰古城如何通过建筑形态具象化呈现文化交融的深度与广度。
展开剩余92%二、开州茶马古道与秦巴文化交融的考古实证：从器物共存到文化层积
2.1 考古遗址群的文化指征：以赵家古坟包为核心的时空坐标
开州地区已发掘的考古遗址群，为秦巴文化交融提供了清晰的实物序列。其中，2008 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对赵家古坟包遗址开展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汉代至明清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 8 座墓葬（汉代 5 座、六朝 2 座、明清 1 座）、1 座汉代瓦窑及 12 处明清时期的灰坑与建筑基址。这些遗存完整呈现了开州自汉代起作为秦巴文化交汇带的持续活跃度，印证了该区域长期处于文化交流的核心范围。
在汉代墓葬遗存中，文化交融特征尤为显著。以 M2 号汉墓为例，出土的辫状双耳铜釜（侈口、束颈、平底，通高 18 厘米、口径 22 厘米），其形制直接承袭战国中晚期巴文化的典型器物 “铜鍪”，器壁纹饰保留巴人传统的 “三角纹”，釜底还刻有巴人图腾 “白虎纹”，凸显巴文化基因；同时出土的五铢钱（汉武帝时期铸币，直径 2.5 厘米，正面铸 “五铢” 二字，字体为汉代标准隶书）、青铜镜（蟠螭纹样式，直径 15 厘米，镜钮为中原地区常见的 “乳钉钮”），则属于中原文化标准器。二者在同一墓葬中的共存，明确印证了汉代开州地区 “巴式器物与中原货币、礼器并用” 的文化格局。此外，遗址出土的汉代瓦窑残片（绳纹装饰，残长 30 厘米，绳纹间距 0.5 厘米），与河南洛阳汉代烧沟窑址的同类遗存形制完全一致，表明中原制陶技术已通过茶马古道传入开州，进一步佐证了文化交流的技术维度。
2.2 秦巴文物互发现象的普遍性与历史逻辑：从红华崖墓群到铺溪红岩子
开州地区考古发现中，“秦巴文物共存” 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贯穿不同时期、不同遗址的普遍特征，其背后蕴含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红华崖墓群（东汉时期）的发掘中，2 件双耳铜釜（巴文化传承型，通高 20 厘米，耳间距 25 厘米，器身刻有巴人 “巴蜀图语”），与 1 组釉陶仓楼（中原汉墓典型明器，通高 60 厘米，共分三层，每层均有仿木结构的窗棂与斗拱）、3 件铁犁铧（中原农耕工具，长 25 厘米，犁尖锋利，表面有防锈处理痕迹）同出。这一组合反映出巴人族群在保留自身器物传统的同时，已全面接纳中原农业技术与丧葬习俗。尤为特别的是，其中 1 件铁犁铧的柄部刻有 “蜀郡工官” 字样，表明该犁铧产自中原官营作坊，通过茶马古道的物资流通网络传入开州，是文化与技术跨区域传播的直接证据。
铺溪红岩子汉代墓地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该墓地 M1 号墓出土的几何纹砖（菱形纹与卷云纹组合，砖长 40 厘米、宽 20 厘米，纹样采用模印工艺），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同期砖块纹样完全相同，且其纹样与铺溪四组的两座同期砖室墓葬基本一致，体现了区域内文化传播的统一性；而伴随出土的五铢钱（汉宣帝时期 “小五铢”，直径 1.2 厘米，重量仅 1 克，为中原地区流通的小额货币）、铜带钩（中原贵族服饰配件，长 10 厘米，钩首为龙形，表面鎏金，工艺精湛），则显示中原物质文化已深入开州社会生活层面。例如，铜带钩的出土表明，开州当地贵族已摒弃巴人传统的 “束腰绳”，改用中原式带钩束腰，服饰文化的融合趋势可见一斑。
正如英国学者 Jessica Rawson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交流》中指出的：“早期中华文明的扩张并非单向输出，边缘地带的文化反馈同样塑造了中原文明的形态。” 开州作为秦巴文化交汇的 “边缘节点”，其文物互发现象正是这种双向交流的具象化 —— 中原文化通过古道渗透巴地，巴文化元素也随商贸流向秦陇。例如，西安汉代长安城遗址曾出土刻有巴人 “白虎纹” 的陶俑，便是巴文化反向传播的典型例证，最终形成 “双向互哺” 的文化格局。
三、汉丰古城建筑风格的文化解码：中原范式与巴渝调适的融合
3.1 城市布局：丁字街形的防御逻辑与山地适应
汉丰古城的布局既吸收中原城市规划的核心理念，又因巴渝山地环境形成独特形态。据《开县志》（清代修订版）记载，古城核心区设东、南、西三门，三条主街分别连接三门，形成 “丁” 字形骨架，区别于中原平原城市常见的 “十字对称” 布局。这种设计的本质是 “防御优先” 与 “山地适配” 的结合，典型案例为古城东门街与南门街的交汇处—— 此处路面故意设计成 “坡度 15 度的斜坡”，既顺应山地地形，又能在敌军进攻时阻碍其骑兵冲锋；同时，街旁建筑均设有 “箭窗”（宽 30 厘米、高 50 厘米，可向外射箭），与云南剑川古城 “街阻 + 窗防” 的防御设计逻辑如出一辙，体现了军事防御思想的跨区域传播。
从气候适应角度看，巴渝地区多雨多雾，丁字街布局可减少穿堂风对街巷的影响。以古城西门街（长 300 米、宽 4 米）为例，两侧建筑均采用 “前出廊” 设计（廊深 1.5 米），既能遮挡雨水，又能引导气流，避免浓雾在街巷积聚；同时，利用地形坡度实现自然排水，西门街路面以 “中间高、两侧低” 的弧度设计，雨水可通过街边 “明沟”（宽 20 厘米、深 15 厘米）快速排向城外，体现 “实用优先” 的建造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布局在重庆地区古城中具有共性 —— 巫山大昌古城（迁建前）的 “十字街改丁字街”、云阳张飞庙古镇的 “沿江山街”，均采用类似的 “地形适配” 设计，表明其并非汉丰古城独有，而是中原营城思想与巴渝山地条件结合形成的 “区域范式”。
此外，古城 “东西走向为主、南北纵深较浅” 的布局多赢策略，虽与中原 “面南背北” 的礼制原则略有差异，但核心街巷仍遵循 “居中为尊” 的秩序观念。例如，县衙位于丁字街交汇节点，县衙大门正对南门街，门前设有 “照壁”（长 6 米、高 3 米），照壁上刻有中原传统的 “海水江崖纹”，两侧立有 “旗杆”（高 8 米），完全符合明代县衙规制，体现了中原礼制文化对巴渝城市规划的深层影响。
3.2 内城墙砖筑法式：中原技术的本土化实践
汉丰古城内城墙的建造技术，是中原建筑工艺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典型案例。据《开州城垣考》（民国版）记载，古城墙始建于汉代，最初为土筑结构；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进行大规模改建，改用 “砖石包砌”，墙高 1 丈 2 尺（约 3.8 米），城周长 2 里许（约 1000 米），共耗砖 36 万块，其筑造法式直接借鉴中原城墙技术。现存于汉丰湖遗址公园的北城墙残段（长 50 米、高 2.5 米），便是最佳实物例证，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采用 “一顺一丁” 砌法 —— 顺砖（长边平行墙面）与丁砖（短边平行墙面）交替砌筑，每三层顺砖设一层丁砖，残段中可见丁砖伸出墙面 5 厘米，形成 “凸榫” 结构，可增强墙体抗剪能力。这种技法在中原地区自唐代起便广泛应用，如西安城墙唐代残段的砌法与汉丰古城完全一致，是技术跨区域传播的直接体现；其二，砖材规格标准化 —— 实测残砖长 39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0 厘米，砖面印有 “成化二十三年开州造” 字样（字体为明代楷书），与明代西安城墙砖（长 40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0 厘米，砖面印 “西安府造”）尺寸高度吻合，表明开州砖块可能采用中原传入的模具制作技术，且砖窑管理制度也借鉴中原 “官窑监制” 模式；其三，砂浆配比科学化 —— 对城墙残体的检测显示，砌筑砂浆由石灰、糯米汁、细砂按 1:0.5:3 的比例混合，残段中仍可见糯米壳残留。这种 “糯米灰浆” 技术源自中原，如南京明城墙便采用相同配方，具有极强的黏结力与防水性，汉丰古城城墙残段历经 500 余年风雨，砖缝仍未明显开裂，正是该技术效果的直接体现。
3.3 内外城制与护城河：中原防御体系的巴渝改造
汉丰古城的 “内外城制” 与 “护城河系统”，完整承袭了中原城市 “多重防御” 的设计思想，并结合巴渝水文特征进行本土化调整，清代外城东门与内城护城河是典型代表。
从内外城制来看，清晚期古城形成 “内城为核、外城为屏” 的格局 —— 内城为明代砖石城垣，集中县衙、文庙、城隍庙等核心机构，是政治与文化中心；外城为清代扩建，东、南、西三墙为新建砖石墙，北墙依托内城北墙向东西延伸，形成 “半包围” 结构，主要承担商贸与居住功能。其中，外城东门（后现仅存门洞，高 3 米、宽 2.5 米）设有 “瓮城”（瓮城周长 20 米，呈半圆形），瓮城门与主城门错开 90 度，这种 “瓮中捉鳖” 的设计源自中原防御体系，与北京德胜门瓮城形制一致，体现了中原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的防御理念。
从护城河系统来看，明正德六年（1511 年）重修城垣时，同步开凿内城护城河，“深 1 丈、宽 2 丈”，环绕内城一周；清咸丰三年（1853 年）补修时，增设外城护城河，与内城护城河形成 “双重水防”，并在城周四角添筑炮台，炮台高 5 米，设有 3 个炮孔。值得注意的是，护城河设计充分利用巴渝水资源 —— 通过渠道引东河和南河水入，内城护城河与东河和南河入口处设有 “水闸”，可灵活调节水位：战时关闭水闸抬高水位，增强防御能力；旱季开启水闸，灌溉周边农田（据《开州水利志》记载，清代护城河可灌溉农田 200 余亩）。这种 “防御与民生兼顾” 的设计，是中原防御思想与巴渝农业文明结合的创新实践。
四、秦巴文化交融的历史纵深与现代价值：从古道记忆到文化认同
4.1 对秦巴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推动
秦巴文化交融通过茶马古道构建的 “商贸 — 技术 — 城市” 联动网络，为秦巴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开州茶商盐商与汉中马帮的合作便是典型案例。
在商贸层面，古道推动形成 “北马南茶” 的物资流通格局 —— 开州作为中转站，将巴蜀地区的茶叶、盐巴经古道运往秦陇、西域，同时引入西北的马匹、皮毛及中原的铁器、丝绸。清代开州 “茶商公会” 下辖商号 30 余家，其中 “同兴泰” 茶号与汉中 “马家马帮”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马帮每年春季从汉中出发，沿茶马古道携带马匹、皮毛抵达开州，换取茶叶后于秋季返回，年运输茶叶超 5 万斤；马帮在开州赵家镇设立 “马栈”，茶商则在汉中设立 “分号”，形成覆盖 “产 — 运 — 销” 的 “双向贸易” 网络。
在技术层面，中原先进技术（如铁器制作、砖石砌筑）通过古道传入巴地，开州清代铁匠铺 “李记铁铺” 便是例证 —— 该铁铺创始人李铁匠从陕西凤翔习得铁器锻造技术，在开州开设铁铺后，结合本地需求改良工艺，打造的 “开州铁犁” 因锋利耐用、适应山地耕作，不仅在开州本地畅销，还通过茶马古道销往四川达州、重庆万州等地，推动开州农业从 “刀耕火种” 向 “铁犁牛耕” 转型，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在城市层面，汉丰古城因古道商贸活动崛起，逐渐成为 “川东门户”：清代中期城内商铺超 200 家，涵盖茶行、马栈、当铺、绸缎庄等业态；古城 “十字街” 商铺群的商铺基址呈 “连排式”，每间宽 3 米、深 5 米，门前设有石质 “柜台”），便是当年商贸繁荣的见证。这种 “城随道兴、商因城聚” 的发展模式，为现代秦巴地区 “交通带动城市” 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参照。
4.2 对南北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的深层塑造
开州作为秦巴文化交汇带，其文化交融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传播，更是民族心理与文化认同的深度整合，清代开州 “元宵灯会” 与 “回族张氏家族婚嫁习俗” 便是生动体现。
在文化层面，中原的儒家礼制、丧葬习俗与巴人的巫傩文化、歌舞传统逐渐融合 —— 汉丰古城内同时存在文庙（中原礼制建筑，供奉孔子及儒家先贤）与川主庙（巴人水神信仰建筑，供奉李冰），二者共存体现 “信仰融合”；清代开州 “元宵灯会” 则是 “习俗融合” 的代表：每年元宵节，城内商户制作 “中原式花灯”（如宫灯、走马灯，绘有牡丹、麒麟等中原图案），巴人艺人则扎制 “龙灯”（龙身长达 10 米，用竹篾与彩布制成，龙首雕刻巴人 “夔龙纹”）；入夜后，花灯沿丁字街摆放，龙灯队沿街舞动，汉人、巴人共同参与，形成 “灯龙共舞” 的盛况，据《开州民俗志》记载，最多时有上千人参与灯会，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民族层面，古道商贸吸引巴人、汉人、羌人、回族等族群在此聚居，开州回族 “张氏家族” 的婚嫁习俗便是民族融合的例证 —— 张氏家族祖上为陕西回族马帮商人，清代中期定居开州后，婚嫁习俗逐渐融合多民族元素：既保留回族 “不食猪肉、请阿訇证婚、用阿拉伯语念诵婚词” 的传统，又融入汉人 “拜天地、穿红嫁衣、贴囍字” 的习俗；新娘嫁衣为 “红底绣牡丹”（中原元素），头帕则绣有回族传统 “几何纹”，体现 “族际融合” 的特征。此外，考古发现的开州回族墓葬中，既出土汉式清代青花瓷碗，又保留回族 “土葬、无棺椁” 的习俗，印证了 “族群杂居、文化互鉴” 的历史场景。这种长期共存与习俗融合，逐渐消解了族群隔阂，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区域样本。
4.3 对开州文化品牌的当代赋能
秦巴文化交融为现代开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构建区域文化品牌的核心资源，汉丰古城遗址公园与茶马古道徒步体验线的开发便是成功案例，具体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创新与文化认同强化四个维度。
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汉丰古城遗址（现位于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赵家古坟包考古遗址公园已成为展示秦巴文化交融的重要窗口。2023 年，“开州茶马古道遗址” 成功入选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 “砖石城墙营造技艺” 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传承人王师傅带领团队系统复原明代城墙砌筑工艺，在汉丰古城遗址公园内定期开展 “一顺一丁砌法”“糯米灰浆制作” 等非遗展示活动，年均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让民众直观感受古代建筑技术中的文化交融智慧。
在文旅融合发展层面，开州依托古道文化与古城遗存，打造了 “汉丰古城文化节”“茶马古道徒步体验线” 等特色文旅产品。“汉丰古城文化节” 每年秋季举办，设置 “古城复原展”（展出明代城墙砖复制品、清代茶商账本、马帮铜铃等文物）、“巴渝歌舞表演”（如川江号子、巫傩戏《祭茶神》）、“中原传统手工艺体验”（活字印刷、剪纸、陶艺制作）等板块。2024 年文化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 5 万人次，直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行业收入增长 30%；“茶马古道徒步体验线” ，配备专业向导讲解古道商贸故事与秦巴文化交融细节，2024 年累计接待徒步爱好者 2 万人次，成为重庆周边热门的户外文旅线路。
在文化产业创新层面，开州将秦巴文化交融元素融入现代产品设计，打造 “古道古城” 系列文创产品。例如，以汉丰古城明代城墙砖为原型设计的 “砖形书签”（正面印 “成化二十三年开州造” 字样，背面刻巴人 “白虎纹”）、以茶马古道 “北马南茶” 为主题的茶具套装（茶杯外壁绘中原牡丹纹与巴地夔龙纹，茶盘雕刻古道路线图）、以巴渝巫傩面具与中原剪纸结合设计的装饰画等。这些文创产品通过 “开州文旅” 官方电商平台与景区线下门店同步销售，2024 年销售额突破 800 万元；同时，开州依托古道文化与古城故事，创作大型实景剧《汉丰往事》，该剧以清代开州 “同兴泰” 茶号与汉中 “马家马帮” 的合作历程为主线，融入巴渝山歌、中原礼仪（如茶商洽谈时的拱手礼、马帮结盟时的歃血仪式）等文化元素，在汉丰湖岸边搭建实景舞台，，成为展示开州文化特色的核心 IP。
在文化认同强化层面，开州通过校园教育、社区活动等方式，让秦巴文化交融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开州中小学将 “茶马古道与汉丰古城” 纳入地方课程体系，编写校本教材《开州的文化交融故事》，内容涵盖古道商贸、古城建筑、民俗融合等主题，并组织学生前往开州故城开展 “考古体验课””，定期举办 “古道文化讲堂”，邀请历史学者、非遗传承人分享秦巴文化交融案例 —— 如 2024 年举办的 “巴渝与中原的服饰融合” 主题讲堂，通过展示清代开州汉族婚服（红底绣牡丹）、回族嫁衣（几何纹头帕）、巴人传统麻布服饰，讲解不同族群服饰纹样、款式的融合过程，，进一步强化开州民众对 “多元交融” 文化身份的认同。
五、结论：古道与古城的文化共生 —— 秦巴交融的活态见证
开州茶马古道与汉丰古城的文化交融，是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原文化互动的缩影，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遗存的物质层面，更沉淀为推动区域发展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基因。
从历史维度审视，茶马古道作为 “商贸 — 文化双通道”，构建了秦巴地区物资流通与技术传播的网络：一方面，中原的农耕技术、建筑工艺、礼制文化通过古道传入巴地，推动开州从 “部落文明” 向 “农耕文明” 转型；另一方面，巴地的茶叶、盐巴、巫傩文化、山地适应智慧反向传播至秦陇，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而汉丰古城则以建筑形态具象化呈现了文化交融的深度 —— 从丁字街布局的 “防御与地形适配”，到城墙砖筑法式的 “中原技术本土化”，再到护城河系统的 “防御与民生兼顾”，每一处细节都是秦巴文化 “双向互哺” 的生动证明。考古发现的 “秦巴文物共存” 现象（如巴式铜釜与中原五铢钱同出），更是从器物层面印证了这种交融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传播路径提供了关键实证。
从现代维度审视，这份文化遗产已成为开州发展的核心资源：在经济层面，它推动文旅产业升级，让考古遗址、古城遗存转化为 “可体验、可消费” 的文化产品，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在文化层面，它赋能文化产业创新，让传统纹样、历史故事融入现代生活，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在社会层面，它强化区域文化认同，让 “开放包容、务实创新” 的交融精神成为开州民众的共同价值追求，为社会凝聚力提升提供精神支撑。
，在未来发展中，开州可进一步深化茶马古道与汉丰古城的文化挖掘与活化利用。其一，推动跨区域文旅合作 —— 依托茶马古道遗存，联合陕西汉中、甘肃天水等古道沿线城市，共同打造 “秦巴茶马古道文化旅游带”，设计跨省徒步线路、联合举办 “古道文化节”，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其二，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遗产传承 —— 构建 “汉丰古城虚拟博物馆”，通过 3D 建模还原古城清代鼎盛时期的城市风貌（含茶行、马栈、县衙等场景），开发 “古道商贸 VR 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清代茶商与马帮的交易过程，使文化遗产以更鲜活的方式传承下去；其三，深化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 —— 建立 “秦巴文化交融研究中心”，系统梳理开州茶马古道、汉丰古城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出版学术专著、发表研究论文，提升开州在秦巴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开州茶马古道与汉丰古城的故事，深刻证明了文化交融是推动区域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既是开州的历史骄傲，也是中国 “多元一体” 文化格局的生动注脚。在新时代背景下，它将继续为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多赢策略，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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